时间倒流到2009年1月21日，农历腊月26日，临近年关。 

上午，我正在伏案整理案卷，准备把日常工作事务处理完后和妻子上街买年货。立案庭的老曾将一份案卷送到了我的案头，一个满脸愁容、神情疲惫的中年妇女紧随其后。一看案卷，又是一件令人头疼的拖欠民工工资的劳务合同纠纷案。看到这位妇女焦急的神色，我急忙倒上一杯热茶让她坐下来慢慢说。经了解，这个妇女姓黄，贵州人，丈夫早年因车祸瘫痪在床，公婆年迈体弱，还有两个女儿要上学，为养家糊口她背井离乡于2009年6月来到我县樟树乡一家砖厂做工。砖厂老板李某除平时垫付她的生活费外，尚欠她6500元工资分文未付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黄某多次找李某讨要工资，李某总以种种借口推托，后干脆避而不见。黄某只好向县劳动局投诉，县劳动局几次协调也无济于事，举目无亲的她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法院，请求法律保护，并扬言再拿不到钱就要死到李某家里去。

拖欠民工工资的案子看似简单，双方的权力义务关系明确，但不及时妥当处理极易引发矛盾，看来按常规操作定春节后开庭处理不行了。特别是看到黄某那时种无助的眼神，想到她的女儿还在翘首以盼等她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决定多做李某的工作，争取调解结案，尽量能让她拿到钱回家过年。为防止李某转移财产，我想先从查李某的财产入手，于是马上把案情向领导汇报，经请示领导同意后，立马办理手续到县城五家银行查询李某的存款。结果让人失望，李某在银行没有存款。李某没有存款能否对他的其他一些动产或不动产采取措施呢？转念一想觉得不切实际，因为标的太小且不能解燃眉之急。时针已指向下午一时，怎么办？我陷入了沉思。还是先去会一会李某，看能否做他的工作让他自觉履行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带上书记员小刘和黄某来到李某的砖厂。发现砖厂已经停产，李某也不知去向。据村民反映，李某原来赚了钱，后因砖厂经营不善造成亏损，外面的帐又收不回，只好到外面躲债，很多前来讨债的都无功而返。我拨通李某的电话，一听说是法院的，李丢下一句“你们法院帮我把钱收回我马上就还给她”便挂断电话，再次拨打，无人接听。李某是否真有债权没有收回呢？如果村民和李讲的是事实的话，能否要求李某收帐来付黄某的工资呢？也许这是个事半功倍的办法。可李再也不接电话如何能与他见面？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曾与我有一面之交的该村支部刘书记，刘书记在当地德高望重，也许他能帮上这个忙。赶到刘书记家，他正在吃中饭，我的肚子突然“咕咕”地叫了起来，这时想起，今天我还没吃饭呢。看到我这个不速之客，刘书记执意要留我喝一杯，一想到黄某那急切的心情，我哪还有心思喝酒！婉言谢绝他的好意，我向刘书记说明了来意。刘书记听我一说，马上丢下碗和我们一道来到李某家。李妻一看到黄某便情绪激动，双方你一言我一语对骂起来。我一看阵势不对，马上把黄某安排车上等候。经了解，原来因黄某因拿不到工资，多次到李家闹事。我和刘书记一起做李妻的工作，同时也指出要体谅黄的心情，辛辛苦苦做大半年拿不到工资，过年都不能回家，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。待李妻情绪稍稳定，我详细了解了李家的情况，李某现在没有钱付工资主要原因是外面的账收不回，房产商杨某还欠他7万多元的砖款不还。刘书记打通了李的电话，要他回家商量，好不容易李总算回来了。我向李介绍了法律规定和支付民工工资的相关政策，李某同意配合法院去找杨某。

杨某是我县小有名气的私营企业家，经营多家公司，我略有耳闻。来到杨的办公室，他正在接听电话，好象是约一个朋友喝茶。我介绍身份后，他叼上一支“和天下”，漫不经心地吐着烟圈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式。“又一个不好对付的家伙”我心里琢磨着。还没等我把来意说完，一听李的名字，杨气不打一处来，声称还要李赔偿他的损失。因为李某卖给他的红砖有一部分存在质量问题，造成杨的工地返工。双方为此多次发生争吵，李还带人到杨的工地上阻工。待杨稍稍缓和后，我耐心地向杨宣讲了法律规定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特别要体谅象黄这样的外乡人在外打工的难处和她家的窘况。经过苦口婆心地劝说，杨心有所动，同意接受法院调解，但提出要李赔偿损失4万元，其他的钱可以付。见时机成熟，我随即单独做李的思想工作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调解，杨和李终于达成协议，杨当场支付李35000元，其他款项李自愿放弃。当黄某接到李某拖欠她的6500元工资时，早已泣不成声……

从杨某的公司出来，外面已是华灯初上，我从包里掏出300元钱塞到黄某的手中，“过年了，给孩子添件新衣服吧，早点回去，你家人还在等着你呢。”黄某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不停地说：“邹法官，谢谢你啊！您真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好法官！”

望着黄某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中顿觉释然，回家的步伐也觉得轻松了许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