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简介】段某与曾某于2009年农历11月6日经亲戚曾某、刘某母女介绍见面认识。当天段某母子及两位媒人到了被告家，并在曾某家吃中饭。饭后，双方商定订婚，段某给付曾某4000元（包括亲戚红包）作订婚用，后曾某又将钱放到母亲唐某手中。随后唐某按段某一方的意思打发6户亲戚红包1320元，尚余2680元。同月8日，段某在舅表哥的陪同下租车前往曾某家欲接曾某过门，因曾某家人认为此举草率，双方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，曾某遂叫媒人到场，准备退还段某的订婚款物。后经亲属做工作，曾某当天跟随段某去了段某家。事后，段某与曾某于当月16日一同前往浙江绍兴务工，并开始同居生活。后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因故产生矛盾，唐某于2010年3月底将曾某接回。尔后，段某与曾某未再联系。现曾某已另与他人结婚，双方对彩礼返还一事多次协商未成，段某遂将曾某及其母亲唐某一并诉至法院，要求返还彩礼款14800元。

【法院判决】祁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彩礼虽系旧俗，但在我国的广大农村，该现象还大量存在。主要表现为男方以给付女方现金或实物的方式缔结婚约，最终成就婚姻。本案中，原告在与被告曾某订婚时给付了现金用以缔结婚约，属彩礼性质，应予返还，但其主张被告方收受其彩礼金14800元的证据不足。被告认可的4000元现金中1320元用于给付被告其他亲戚的红包款属赠与性质，不予返还，二被告收受的彩礼金数额应为2680元。现曾某已与他人结婚，与原告成就婚姻已无可能，二被告收受的订婚彩礼金依法应予返还。另收受彩礼金系二被告的共同行为，应由二被告共同返还。综上，遂判决被告曾某、唐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共同返还原告段某彩礼款2680元。

【法官评析】男女订婚时给付彩礼，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，古时便有“纳征”“下聘”一说，目前，在我国的广大地区，仍然沿袭着这种古老的习俗，主要表现为男女订婚时男方给付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实物给女方，订立婚约直至成就婚姻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小至糖果、禽畜，大至汽车、住房，彩礼的形式和内容各式各样，近年来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纠纷诉诸法律的也不在少数，在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占据了一定的份额。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婚约财产纠纷案，原告段某在经媒人介绍与被告曾某认识后，按照当地习俗给付了一定数额的彩礼，两人随即一同外出务工，并开始同居生活。后由于性格不合，未能按当初的约定结婚，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返还婚约财产。此种案例在广大的农村屡见不鲜，具体到个案，女方是否应当返还，返还多少，笔者认为，应区别对待。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>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二）中第十条的规定：“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；（二）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；（三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适用前款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”由此看来，在婚约财产案件中，首先，男方要求返还的只能是彩礼，即男方以给付女方现金或实物的方式缔结婚约，目的在于最终成就与女方的婚姻，此部分系属彩礼，其他男方以红包形式给付女方家属的财产属赠与性质，对该部分男方请求返还时应不予认可。

其次，应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为前提。如已办理结婚登记，在两种情形下，男方仍可请求返还彩礼：一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，双方离婚后，男方可请求返还彩礼；二是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男方生活困难的，在此情形下，双方离婚后，男方可请求返还彩礼。

本案即属于第一种情形。原告在给付彩礼与被告曾某订立婚约后两人一同外出务工，后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按约定结婚，原告因此请求二被告返还彩礼，对此法院予以认可。

笔者认为，最高人民法院的此条司法解释虽已全面概括了彩礼应当返还的情形，但仍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案件种类，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在此条法律规制的情形之外。如男方给付彩礼后两人即开始同居生活，并生育小孩但自始至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；又如女方可能基于骗取彩礼的意图和男方结婚，且婚前给付未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。如遇此类情形，应根据个案区别对待，前者彩礼可不予返还，后者则应当返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