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实现了从无制度到有制度的转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79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该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减刑、假释制度，即犯罪分子如果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，可以或应当减刑、假释。减刑、假释制度的设立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对立面，增强了社会和谐，有利于促进罪犯的改造，让罪犯看到了早日获得新生和重获自由的希望。

二是实现了从建立制度到健全制度的转向。1979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和以后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对减刑、假释制度规定都比较原则，审判实践中不便于操作。为了使全国有一个减刑、假释的统一尺度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颁布了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《规定》对减刑的起始时间、减刑幅度和假释的条件等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。2011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新的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进一步规范、健全了全国的减刑、假释制度。

三是实现了从法官经验主义到证据裁判制度的转向。以前，法官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主要依靠法官的办案经验来裁定对罪犯减刑多长时间或是否假释，随意性较大。如今，法官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则要依据刑罚执行机关的提请减刑、假释建议书、罪犯奖惩审批表、罪犯考核奖惩得分登记、罪犯个体改造质量年等次和罪犯年度评比等次等作为依据。罪犯在服刑期间表现好坏，法官审阅以上证据就能一目了然，然后根据以上证据来裁定对罪犯是否减刑、减刑多长时间或是否假释，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。

四是实现了从重实体、轻程序到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转向。减刑、假释案件数量大，每个法院年审结减刑、假释案件数几千件不等，批次多，每个监狱年提请减刑、假释案件至少在三次以上。由于减刑、假释案件数量大，批次多，二十世纪末，人民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基本上都是书面审理，很少有开庭审理的。2009年，全国部分法院减刑、假释工作座谈会议后，全国各法院都建立了一支专门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的法官队伍，对职务犯罪减刑、假释案件实行公开听证制度。2011年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的《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明确要求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、假释案件，故意杀人、抢劫、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罪犯的减刑、假释案件，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的减刑、假释案件，以及其他有重大影响或社会高度关注案件罪犯的减刑、假释案件等应当开庭审理。通过开庭审理让犯罪分子对自已能否获得减刑、假释．有理讲在法庭上，有证举在法庭上，实现了程序与实体并重的转向，提高了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的透明度。

五是实现了从司、法“两轮驱动”到公、检、法、司“四轮驱动”的转向。最初，罪犯减刑、假释由刑罚执行机关提请，人民法院审理裁定，实行的是司、法“两轮驱动”。如今，刑罚执行机关提请罪犯减刑、假释和人民法院审理减刑、假释案件，都要接受检察机关监督，罪犯被假释后在假释考验期内，实行社区　矫正前，由公安机关监管，实行社区矫正后，由司法行政机关实行司法矫正，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不遵守法律、不服从监管或重新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抓捕，实现了对犯罪分子减刑、假释由公、检、法、司“四轮驱动”的转向，体现了中国法治进程向前发展不可缺少的四位一体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