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人民的内心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卢梭

　 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悄然闭幕，其带给每一位法律人的热度与期待或许并不会减退。全会通过的《决定》中，有一句“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的拥护和真诚的信仰”令人为之触动。笔者不禁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《政治学》中对法治精湛地表述：“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。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。”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，系从国家本身来研究法律起源问题与国家政体的历史观。它需求一种良好的法律体系来约束全体社会成员和政府。它更需求全体社会成员内心的遵从和认可。

　　 沿着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，中华民族的血液里，自古以来就渗透着法治的基因。追溯于战国时期，法家代表商鞅最早提出“法治”的观点。《商君书 更法》提到“三代不同礼而亡，五霸不同法而霸”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等进化的法治历史观。其后的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法治观点，又强调“法不阿贵，刑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。法是社会赏罚的标准，人们行为的准则。无论权贵或是平民在法面前一律平等。他还形象地比喻，法治国家若不依靠法，就像巧匠不依靠绳墨，而相信自己的双眼一样，鲜有不出错的。背法而治，则如挑重担行远路，而不靠牛马、将渡大川大河而无舟楫一样，是不能成功的。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同样意识到“法”与“人”的关系。荀子曰“有治人，无治法”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制定再完美的法，也需要民众内心的遵从，自觉的守法才可以实现。灿烂华夏文明所绽放的繁杂精美的法律体系内，正义或依仗君主的权威或借助民众强烈的“清官”情结。历史向我们诉说，法治并非纯粹的乌托邦，民众对法治的信任与认可才是检验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。贞观之治、康乾之治等盛世都是吏治清明、法律秩序井然。上至皇亲贵族，下至黎明百姓均重法、信法、守法。

　　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过往的道路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，但我们的内心始终悬挂着两盏明灯：一盏是法治。一盏是信仰。

　　 历史指引着我们，民众对法治信仰的树立不可能凭空而起。它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与法治精神的弘扬，而这些都需要凭借法治教育来实现。全会的《决定》中，又给了我们一响亮的回应“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从青少年抓起，在中小学校设立法治知识课程”。把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，让公平正义平等的法治理念代代传承、一脉相承。同样，法治信仰的维护，离不开人民群众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参与。人民群众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，人民群众融汇其中、切身体会，既是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将法治精神潜移默化融汇民众思想观念的过程。而全会的《决定》中，同样对人民群众参与立法、司法、政府重大决策的制定、社会治理做出详尽的规定。这一切，都让人们感知到法治春天的到来。

　　 正如法国启蒙家卢梭所言，“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是刻在铜表上，而是铭刻在人民的内心里。”法治只有被信仰，才能被接受、尊重和遵守。将有形的法律化为无形的信仰镌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，建设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，也许才是每个法律人最终的使命。